“与西方由理性发起的启蒙运动截然不同，明末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宣扬情感的感伤主义社会思潮，是一场人类解放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因清军的入主而被打断。”国家。”

康德提出“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 可以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扫除了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无知，这发生在欧洲。 资产阶级思想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思想家和英国思想家提出了一套政治学，发展了民主共和制度。

这场运动奠定了西方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基础，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法国于1793年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随后颁布了《宪法》，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推动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表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最终实行为民主共和或民主共和。 君主立宪制等制度方面。

尽管当代中国学术界常将16世纪明末出现的唯心主义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唯灵论，它反对封建专制的“存自然理，毁灭人欲”伦理，批判禁欲主义，宣扬个性，并“表达自己的精神而不拘一格”。 价值观和人文精神的体现，而这场社会运动则用启蒙思潮、启蒙文化、启蒙思想等来解释，但本质上与欧洲启蒙运动不同。

根据陆行吉在《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黎明》中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虽然用启蒙运动来解释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伦理运动，但它只相当于14世纪。 20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从思想上看，并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制； 其次，这种启蒙运动是本土性的，与西方启蒙运动有很大不同。 这是一个提升情绪的运动。 感伤主义的社会思潮属于人性解放运动。

在思想史上，这一运动往往被认为是由台州学派发起的，它反对崇尚自然、毁灭人欲的伦理教义。 它提出天理就是人欲，人欲就是人性，衣食就是人伦。 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家，如袁宏道，提出诗歌创作要表现自己的精神，不拘一格，这是一种张扬个性的思想； 汤显祖直接提出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主义。 他说：“人生来就有感情，想要幸福。” 隐隐间觉怒哀，流入晓歌，形动摇动。”故曰“理人情”。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这场启蒙思潮与后来的五四运动有关。 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探索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 明代思想具有新的启蒙品质。 然而，这一次具有一定启蒙性质的反封建礼仪和提倡个人解释却被清军的进入所打断。 清朝统治者再次提倡尊孔为君，对文人实行文字狱，死板的礼制又死灰复燃。 明末，一度高涨的解放人性的感伤主义思潮受到压制。

2、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清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些官员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接受西方启蒙运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尝试政治改革，最后感动然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促使中国逐渐认识到国力的弱点。 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在被动挨打的同时，逐渐接受了启蒙思想和启蒙时期的政治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著作大部分被翻译成中文，比如政治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 、经济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逐渐传入中国。 接触过西方启蒙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官员开始自觉地向西方学习。 他们都从西方启蒙运动中吸收思想养料，试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谋求平等地位和独立。 世界之林中。

中国有识之士首先认识到，西方的力量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 据此，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伐夷”的口号，发起了从造枪炮到造机械的洋务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未能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未能动摇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 于是，一批比较了解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提出了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建议。 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发动1898年政变。1898年政变试图实行改良主义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不改变清朝的统治。 这条改革路线本身就很薄弱。 再加上清朝的层层压迫，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认为，通过改革的方式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革命来推翻清朝。 革命者追求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治制度。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原则的革命纲领，制定了军事法、条约法、宪法的革命程序。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中华民国临时宪法》。 其基本精神主要来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自然人权、三权分立、自由、民主、法治精神。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中国社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对外，中国仍然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对内，出现了两次封建专制复辟和强大旧势力的反抗。 中国走向何方，仍然是留给人们的疑问。

三、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尚未实现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争取的民主、自由、人权真正实现了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启蒙运动确实很难，五四运动所争取的科学民主目标真的实现了吗？”运动尚未实现。”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中国学界对五四运动有多种看法。 我认为，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 必须统一地看待，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爱国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的。 有人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把五四运动视为救国的爱国运动。 他们认为救国应该压倒启蒙，或者启蒙应该压倒救国。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不应该将启蒙和救赎视为矛盾的。 正是因为新文化启蒙运动，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国为何落后。 它本身就蕴含着希望中国富强的爱国内涵。 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才得以深化。 并激发了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因此，只有不断地进行思想文化启蒙，提高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意识，才能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 同样，只有激发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才能使他们在实践中获得思想认识和文化启蒙，所以救世与启蒙不应该是矛盾的。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治家两者对立，用所谓救国来压制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诉求，而所谓救国压倒了启蒙或者说只是救度能否开悟，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片面的。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争取的民主、自由、人权能在我国真正实现吗？ 中国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了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举两个例子。

首先，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王元华在上海提出“新启蒙”倡议，认为启蒙运动应该继续下去。 旨在激发人们争取科学、民主、自由的斗争的“新启蒙运动”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 1988年出版的《新启蒙》创刊号刊登了王元化的《五四精神的捍卫》，提出理性回顾五四以来的历史，通过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该杂志无法继续。 可见，启蒙运动这一代表性思潮确实举步维艰，五四运动所争取的科学民主目标尚未实现。

二是1985年夏天在深圳召开“文化问题协调会议”，来自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深圳等地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学者们一致认为，当权者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策的重大政策转变。

但现代化问题只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吗？ 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如果现代化仅限于科学技术水平，其结果只能是现代化的失败，因为没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会失败。 。

中国必须实现民主政治，让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现代意义的理念成为现实。 这些都是尚待阐明的问题。

4、中国社会的启蒙如何进行？

“如果能够将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学热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有机结合，在中国社会深入开展并获得新的发展，或许中国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任务，实现现代化，很快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

西方现代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各种弊端日益显现。 由于对科学的崇拜，工具理性得以盛行，而维系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则被边缘化。 启蒙精神已被异化。 为了拯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潮应运而生。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解构现代化，反对一元论，试图粉碎一切权威。 然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设性命题，也没有规划新的时代。

到了20世纪末，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第一次启蒙运动（编者注：指18世纪的理性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启蒙运动。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 他们明确地将生态主义引入后现代主义，指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 他们认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己，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就是关心他人、尊重差异。 目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力还很小，但我相信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会受到重视。

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两股反对统一的思潮。 其一来自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但当时影响甚微。 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突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并颇为流行。 另一个趋势是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国学热潮。 这两种思潮似乎是不相容的，并且遵循两条不同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成为热门话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研究兴起。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研究正在兴起。 领导们甚至把报纸发给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阅读，国学逐渐成为一股热潮。

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民族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复兴为支撑。 因此，国学热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是必然的。

中国如何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同时避免陷入西方社会当前的困境？ 关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前景，并迅速将中国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相融合，或许中国的启蒙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完成。 我对此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意义的内容是否有可能与后现代主义相融合呢？

第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天人合一”的理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承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在一个生态社区中。 这一思想无疑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密切相关。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它与西方长期以来流行的“天人二分法”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知天”和“敬畏天”的要求，要求人们认识自然世界，才能自觉地利用它造福人类社会。 同时，他还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自觉地尽力而为。 保护自然的责任。

在解决自然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走的是同一条路。 正如法国学者王德迈所指出的：“曾经给世界带来完美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迄今为止却无法对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给出正确答案。那么，何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如何指导世界？”世界道路，比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理念。” 他认为，人们对自然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应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汲取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第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第二次启蒙”与儒家仁学理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口号是关心他人、尊重差异。 用中国儒家的话说，就是仁者爱人。 爱人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虽然儒家提倡仁以爱亲为基础，即爱自己的亲人，但孔子认为仁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层面。 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孟子说得更清楚，“善亲而仁于民，仁民而爱物”。 我们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爱人民，进而爱一切事物。 这种思维可以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他人的关注结合起来。

尊重差异，是儒家“道并列而不相冲突”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往往有各自的特点，但不一定相互排斥。 只有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才能共存。 吸收和消化不同文化传统的优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传统文化中的人的定义和“礼”中的人权概念。

安乐哲、郝大为在《通过孔子思考》一书中曾指出，西方不仅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更应该用中国思想文化来丰富和改造西方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并不意味着从抽象的个人角度来定义人； 中国的“礼”文化蕴含着极其宝贵的人权理念。

我认为安乐哲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正是基于西方哲学基础的不足。 在某些情况下，滥用个人、民族或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可能会损害他人、国家和民族的自由。 威胁甚至侵犯。

中国传统文化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人。 人一出生，就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关系中成长。 礼仪虽然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但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礼讲究和谐，其作用最重要的支点是促进社会和谐。 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的力量。 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存在对应关系。 中国礼仪旨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作为中国前现代的文化传统，它需要认真吸收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有这样，才能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结盟，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 转型。

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与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不仅有广泛的接触，而且开始了良好的合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从中汲取养分； 同样，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并进行了认真思考。 遵循这一学说的发展。

如果将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国学热潮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有机结合，能够在中国社会深入开展并获得新的发展，或许中国就能顺利完成第一次启蒙的任务。 ，实现现代化，将很快进入以“第二次启蒙运动”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 如果真是如此，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取得的成就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

5、唐一杰回应陈谷英：儒家和道家不需要争夺优势

“我认为儒家和道家确实是互补的，但它们并不相互竞争。”

陈谷英：唐先生讲到儒家思想，我总是想到庄子，因为我研究庄子，庄子可能比儒家有更好的“天人合一”愿景。 谈到自由民主，我经常想到老子，这意味着我也认同后现代性，因为西方现代化造成了很多问题。 罗素说，西方社会是弱者与强者的关系。 当今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系统性的。 我认为，现代理论与老庄、儒家悠久的人文传统之间有很多可以相辅相成的内容。

我们应该自觉遵守文化传统。 唐先生表示，国学热潮应该是多元化的，这与西方社会是互补的。 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从小就开始的，我们非常渴望学习西方文化，但西方对中国了解太多了。 很少。 我很高兴唐先生的介绍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并用与我们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它。

可以说，今天唐先生打开了一扇门。 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言论。 唐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思想家，而且还提出了最大的问题。

唐一杰：我回应一下。 我最初学的是道教。 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道教的，20世纪80年代后我教授的第一门课程是关于道教和佛教的。 所以我认为儒家和道家确实是互补的。 而不是必须去竞争。 我的第三本书是关于佛教和中国文化的。 儒释道三家中，我最后学的是儒家思想。 1983年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当时有很多新儒学的研究。 我觉得他们的方法不一定是完美的，所以我提出了另一个方法，就是从真善美的角度来研究儒家思想。

后期我学了儒家思想。 我觉得儒家和道家确实是互补的，但并不相互竞争。